通常，性格被讨论为自己的核心组成部分，代表了不受社会背景影响的价值观和行为。然而，在没有其他一切的情况下，我们对性格的讨论毫无意义。比如：“孤独”是说一个人倾向于更少和别人相处；“内向”是说一个人在和人接触的过程中很少表达自己；“叛逆”是说一个人习惯性地违背长辈们的意志……性格本质上是社会性和关系性的。

当孩子在3到5岁之间时，他们会努力成为他们小组中乐于助人的成员。他们正在建立一种主动感，同时也在探索一种新的情绪：内疚。社会行为促使孩子们与内疚作斗争，这在本质上是有价值的。没有内疚感是病态的和道德败坏的，但它只能在社会环境中通过贡献和失败来构建。

这个年龄组的社会和道德敏感性使发展心理学家特别关注在大流行驱动的社会关闭期间缺乏社会互动和谈判。成年人在玩耍时通常会很快适应孩子，而与同龄人一起玩耍会促使他们分享和共同协商游戏规则。

这个年龄组的道德敏感性也是社会科学家对体罚的许多关注背后的原因。3至5岁的儿童是最有可能被打屁股的群体，但科学界一致认为，体罚会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内化了良好的行为。

童年中期是加深友谊和扩大社会依恋的时期，这提供了道德成长的途径。我和我的同事刚刚发表了一项关于人际关系在美德发展中的作用的纵向研究。我们发现，与老师和同伴关系更好的孩子也有更高水平的美德，例如团队合作、勇气、社会责任感、自我调节、公平、希望和亲社会领导力.不仅如此，当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时，美德也会增加，但当关系恶化时，美德的发展水平最低。可能很容易想象有德行的人会发展出更好的友谊，但实际上可能是关系先于性格发展。人际关系为慷慨和自我牺牲建立了背景，并为廉价的自我中心主义提供了衬托。

青春期是大脑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负责换位思考的区域。这是许多美德的必要前提，例如社会责任感，需要了解他人的需求和共同利益。这也是一个社会快速变化的时期，同侪依恋和身份发展更加突出。道德发展和社会发展再次齐头并进。社会剥夺和缺乏联系会导致道德脱节的加剧，到了青春期，个人足够自主，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伤害，并从权威人物的关系范围内溜走。

可以肯定的是，当其他人不在身边时，它可以在没有同伴压力或判断的情况下展示道德行为的道德坚韧。但是把性格想象成力量的支柱，就剥夺了它与生俱来的社会价值。性格很重要，因为周围有其他人。它不是支柱，而是一张网，由多个锚点相互连接和加强。这些锚在本质上是关系型的，例如支撑是非计划的导师，促进合作的朋友和观点，并寻找产生责任和关怀的更年轻或更脆弱的个体。多代社区在培育这些网络方面具有优势。但美国社会通常过于年龄隔离，无法有机地产生这种跨层次的护理社区。

许多关于美德科学的实证研究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框架，其中美德是通过习惯性实践获得的。亚里士多德写道，在“城邦”、城邦的背景下，人们被家庭社会化，这一过程旨在培养具有共同利益的坚强公民。

下次有人诉诸于坚韧不拔的个人诚信的旧比喻时，请考虑将这些价值观编织到位的关系。性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描述了我们和身边的人相处时候的状态。